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与[人类学笔记]的内在关系

作者：冯景源

山东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7年07期

　　摘要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论证时，非常重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特别注重他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但在这种研究中，有的论者往往把《人类学笔记》称作马克思最后的“晚年笔记”，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称为社会发展的“东方道路”。特别是，又把这种看法说成是马克思晚年理论“困惑”的表现。这样，就把马克思毕生所注重研究唯物史观的统一性给肢解了。这不仅不能从理论上对这一历史观进行全面完整的理解，而且，在实践上也不可能对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科学地说明。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两个历史学“笔记”及其关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 唯物史观 社会发展“跨越理论” “卡夫丁峡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我国学术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晚年最后一本著作，称它为“晚年笔记”。现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又出版了，而且这是一本比前一本数量更大（全书计四册，180多万字）的“笔记”。如何评价马克思晚年的这一“笔记”呢？它与第一个“笔记”有着什么内在关系呢？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马克思晚年写作这两个“笔记”期间，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理论论证时，十分关注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有的论者认为，这一论断与马克思以往的唯物史观理论不同，它表示着马克思晚年的“困惑”。马克思晚年的两个“笔记”和跨越“卡夫丁峡谷”又有什么联系呢？

　　马克思晚年停下了长期研究的《资本论》的写作，在身体多病的情况下孜孜不倦地从事人类历史的研究，这表明他对这一研究的极大重视。马克思晚年的理论研究，在于深化和完善他的唯物史观理论。今天，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研究这两个“笔记”的内容及其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学笔记》与《人类学笔记》的写作年代及其内在关系

　　为了了解马克思晚年这两个“笔记”内在关系，首先要了解这两个“笔记”的写作年代。

　　马克思晚年两个“笔记”的写作年代，与它们研究的内容有关。为此，我们首先考察二者研究内容上的一致性。《历史学笔记》是研究人类历史的，《人类学笔记》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这样，马克思晚年就有两部关于历史学的手稿。弄清这两部历史学手稿的写作年代，对于马克思晚年的学术研究，甚至对于理解他一生的理论研究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又被称为“民族学笔记”[①]。于是，进一步把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这些概念解析清楚，对于理解马克思晚年这两部手稿又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是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历史的研究被称为“民族学笔记”呢？为此，必须进一步了解人类学这一学科发展的历史及其研究的内容。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它被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前者着重在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后者着重在人类习得的种种行为、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以及各民族地区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规律的问题。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关注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即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在研究内容上，它又被分为广义文化人类学和狭义文化人类学。其广义的研究，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其狭义的研究，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对各民族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又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从19世纪后期开始，有的学者受当时进化论思潮的影响，用这一观点解释人类社会中各种现象的发展变化。在这种研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泰勒和美国的摩尔根。他们分别以《原始文化》和《古代社会》的专著而闻名。在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中，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具有极重要的地位。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侧重的是文化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中，又关注的是民族学。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表示着马克思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特征，更具体一点说，是历史学研究的“民族学”特点。

　　关于两个“笔记”写作年代的问题，主要的是确定《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年代的问题。对于《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年代，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前苏联著名学者费多谢耶夫等人认为，这一手稿写于1881年底至1882年底[②]。我国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笔记写作于19世纪80年代初[③]。另一位我国的研究者认为，这一笔记大约写成于1881年底至1882年初[④]。在《历史学笔记》的出版“前言”中，则认为这一手稿“大约写于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⑤]。

　　我们认为，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写作年代，是同他对人类历史研究的内容有关，即无论是《人类学笔记》，抑或《历史学笔记》都表示着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研究的不同阶段。正是这不同阶段，使马克思重视他的历史学研究并使它们的内容成为既相区别，又相互联结的统一整体。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包括四篇。最早的一篇是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这一篇写于1879年10月～1880年10月。其中最晚的一篇是对英国古史学家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原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所作的简短摘要，这一篇写于1881年3～6月。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笔记写于1880年底～1881年3月。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着重探讨的是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问题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如公社土地占有制、文明的起源、古代法制史，无阶级原始社会的社会结构到私有制的产生，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的产生和文明社会的建立等等。与“民族学笔记”不同，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着重研究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时间的跨度是从公元1世纪到17世纪中叶。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学的研究，大大超过了“民族学”的范围。而这一历史学的研究，恰恰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有关。《资本论》在历史的起点上，开始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历史学笔记》结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资本论》中，关于“羊把人吃掉了”的著名论断，是引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在这里只是作为注引用的[⑥]。而在《历史学笔记》中，它的最后一篇题为《托马斯·莫尔论强迫迁移及圈地运动》（第2卷第19～20页）[⑦]。这里的“第2卷”就是指的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乌托邦》一书。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史学研究可以主要的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与《资本论》写作有关的，是对现代西方历史，特别是英国历史的研究；第二个时期，是以“民族学笔记”为特征的对“古代社会”的研究；第三个时期，是以《历史学笔记》为标志的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前期发展史的研究。这样，马克思的史学研究，就从无阶级的民族组织到奴隶社会，直到以当时的资本主义典型形态——英国的社会发展，作了实证的研究（马克思这种实证历史研究的意义，我们将在下面作出说明）。因此，“民族学笔记”以及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论述，不是马克思晚年理论上的“困惑”，恰恰是他历史学研究的深化和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第一次深化，《历史学笔记》是马克思史学研究上的完成。“民族学笔记”是马克思史学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环，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民族学笔记”研究之后，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至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历史学笔记》是在“民族学笔记”之后这一点，在《历史学笔记》开篇第一句话就表示出来。这即：“公元前91年。罗马城建立后过了六百六十五年即公元前91年。”[⑧]这里一下省略了665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是因为罗马城建立后的社会，是原始的民族社会的奴隶制过渡以及奴隶制发展的早期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马克思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已经研究过了。所以《历史学笔记》的开篇省略了这一段历史。这既表示着《历史学笔记》与“民族学笔记”在内容上的联系，同时也表示着《历史学笔记》是在“民族学笔记”之后，对人类历史的深入探讨。“民族学笔记”的最后一篇是对英国古史学家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一书所作的摘要。该摘要写于1881年3～6月。依据这样的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应是在1881年6月以后开始的。马克思传记家费多谢耶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历史学笔记》写于1881年底到1882年底。

　　二、马克思晚年为什么重视人类历史的研究及其在唯物史观理论上

　　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晚年放下《资本论》的写作，在身体多病的情况下，孜孜不倦地研究人类历史，综合其原因，主要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即唯物史观科学性、系统性论证的需要；二是在实践上，唯物史观在后进国家如何实现社会革命的问题，这不仅是这一科学历史观自身深化和丰富的问题，同时也是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社会实践的需要；三是史学方法研究上提出的新特点及其进一步论证的需要。现在我们分别探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和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有关。马克思晚年，关于他的这一科学历史观，曾这样表示过：“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⑨]。正是基于这种精神，马克思晚年才为他的历史观的“艺术整体”而幸勤地工作。

　　现在我们分析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唯物史观创立后，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唯物史观在一些人那里，被理解为“历史哲学”，在另一些人那里又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又被曲解为“西方中心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理论曾引起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中，如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政论家拉法格，他就曾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他的一个重要著作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那时，马克思正在写作《资本论》，曾对这种观点表示我自己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1990年8月5日，恩格斯曾回忆这一情况时便这样写道：正象马克思就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⑩]在另外一种情况下马克思又这样无可奈何地说：“咳，这些人哪怕是能读懂也好啊！”(11)

　　对于唯物史观在态度上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有意地歪曲、攻击的人。这种人就是恩格斯称之谓敌人的保尔·巴尔特。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12)。恩格斯严厉地批判了巴尔特的伎俩，指出：“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得出结论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动用自己的理论！”(13)

　　对于唯物史观出现的以上这种情况，恩格斯也从马克思和自己的方面检查了原因。他说：“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14)

　　以上的分析表明，唯物史观理论制定之后，如同恩格斯所说的，由于这一理论的制定者的一定“过错”，它在两种人中引出了不容忽视的后果：一个是在赞同者中间引起了误解；一个是敌人利用这一过错进行歪曲和攻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恩格斯所说的这一“过错”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是如何对待这一过错的呢？

　　恩格斯所说的这一理论上的过错，是出在他和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有影响的多是他们的早期著作，那是为了论证这一历史观的最重要的方面而这样做的。当这一过错的后果明显表现出来之后，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又是怎样对待的呢？我们知道，恩格斯晚年有著名的晚年历史唯物主义通信。在这些通讯中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在对待这一历史观上，特别指出如下的态度：“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5)以上的话，是恩格斯于1890年8月5日写下的。那时马克思已逝世七年。我认为，恩格斯以上的论点是在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特别是在《历史学笔记》的影响下写下的。我们知道，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过《历史学笔记》这份手稿，并给它加上了《编年历史》这一标题。恩格斯以上的话，我们以前也曾阅读过，但对它的重要意义并不十分理解。现在我们结合着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就容易理解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在唯物史观研究的方法论上具有很大的特点，即历史实证的研究方法。如果说，马克思在制定唯物史观理论的早期，在方法论上，主要是受黑格尔逻辑方法的影响，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即“从后思索”的方法。这一方法是选择事物的典型形态，逻辑地推导出它以往的低级形态。当然，在研究典型形态时，也十分注意其实证的考察。在马克思晚年，在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上，它十分重视实证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受到摩尔根的影响。摩尔根确信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发展的。他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对民族组织进行实证的调查，并对收集的大量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寻找它们的共同点，研究这些共同点发展和变化的内在原因。正如我们所知道，摩尔根的这种实证比较分析的方法，在他的研究领域中——古代社会，“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6)。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都是从实证的历史材料入手，然后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索出历史发展的规迹。马克思历史研究的实证方法，同摩尔根又有极大的不同，这是在他早已制定的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运用这一方法的。如果说，唯物史观理论是历史研究上的宏观方法的话，那么，实证的历史研究方法，则是微观的方法。在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上，常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抽象的逻辑研究方法；一种是实证比较分析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马克思的历史研究上是互补的。（关于这一方面，详见拙作：《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研究的几个问题》《新华文摘》1995年2期）

　　无论是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还是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都表示着唯物史观理论需要深化。这种深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在理论形态上更加完整，如马克思对自己的理论所要求的那样“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二，在实践上，为他们的后继者提供一个历史研究上的科学的方法论。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着重谈谈后者，即实践方面的意义。

　　三、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所说的他和马克思以往著作中，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过错”，在其内容方面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与其说是“过错”，不如说是对这两个重要原理所引起的误解或借以进行的歪曲和攻击。在这两个判式中，它的侧重面是注重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作用方面，这的确是这一新历史观的重要的方面。但是，以上两个判式没有表明新的生产力或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问题的这一方面，单纯的依靠逻辑是不可能科学解决的。因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它必须依靠实证的历史分析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理解。要深化和完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必须深入地研究人类历史。正如恩格斯所强调指出的：“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这就是说，要在这种研究中，找出新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形成和存在的条件。不这样做，唯物史观，就像在许多青年人那里一样，历史唯物主义被当作套语贴到各种事物上去。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特别是《历史学笔记》的重要任务，就在于通过人类全部历史的研究，找出人类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新的生产力、新的经济基础形成及其发展的条件。

　　纵观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研究中，人类历史上新的生产力、新的经济基础形成和发展有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社会形态相邻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应变化；另外一种，是通过跳越形式形成的新生产力和新经济基础。前者，学术界通称为社会发展的递进形式；后者，学术界一般称为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对于前一种发展形式，它从逻辑上容易把握，这里不再赘述。对于后一种发展形式，单从逻辑上是不能把握的，它必须通过实证地历史研究才能得到科学地理解。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在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方面进行的研究。

　　在进一步探讨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之前，首先对社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或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作出进一步的辨析。以往，理论界有的论者往往把社会发展规律作为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来理解。应当指出，社会发展规律与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用逻辑方法进行把握的，后者则是从实证的比较方法，即通过具体研究的方法来把握的。这种辨析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今天我们科学地理解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其本质特点，就是跨越资本主义，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从前一种视角，即从抽象的逻辑方面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则是不合乎规律的，正如有人所说的是“早产儿”。因此，对它的建设就失去信心，现在我们从后一个视角来理解，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在一般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导下，所走的是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道路，它进行的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性的历史事业。这样，对它的建设和实现就充满了信心。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理解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呢？社会跨越发展的问题，既是人类历史上重要的历史史实，也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是过去对它研究不够罢了。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跨越理论的理解，我们有必要把他在晚年研究唯物史观的重要特点加以说明。

　　纵观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研究，与他前期在制定唯物史观理论时相比，无论在理论上以及在实践上，其侧重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理论上，前期，侧重的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的唯物主义的建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社会五种形态的合规律的发展。在实践上，则侧重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探讨，通过“否定之否定”揭示出未来社会的合规律的发展，从而，为工人运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晚年，孜孜不倦地研究人类历史，在理论上，侧重的是人类社会五种形态如何具体发展的，具体一点说，在人类历史上，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基础是如何具体形成和发展的。在马克思的历史学研究中，这种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有着两种基本的形式：即两种相邻近的社会形态之间的依次递进和与之不同的跨越发展。在实践上，侧重的是，为其后继者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以及为推进社会发展必须具体地研究本民族的国情这一重要方面提供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他的理论研究，在任何时候都注意到这一理论的实践应用的方面，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提醒人们的，他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只有这样，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研究的深层意义，才能被进一步理解。

　　对于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曾这样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17)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递进”发展来的，而是跨越的发展。因此，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跨越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研究，不仅具体地探讨了人类历史上四种社会形态（第五种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实证的材料）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也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发展的跨越形式。应当指出的是，社会的跨越发展不是出现在个别的历史阶段上，也不是象一些作者所说的，是什么“东方道路”。它是人类历史上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曾发生过的历史史实。为了加强对社会发展跨越理论的理解，我们依据马克思的研究，按照社会形态逐一加以探讨。

　　关于无阶级的原始氏族向有阶级的奴隶制度的跨越发展，马克思是在《人类学笔记》中，具体一点说，是在这一“笔记”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中进行的。应该指出的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科学地论证了古希腊人从血统的氏族制度向奴隶制的发展过程。他在该书的“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一章中，用事实说明“雅典（希腊人奴隶制中央政权的所在地——引者）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18)马克思在摘录了摩尔根这一章的主要论点之后，又以专文，以另一古代历史学家舍曼的著作《雅典国家》探讨了其他原始氏族向奴隶制的跨越发展问题。马克思写道：“根据舍曼的说法，霍普利特部落（雅典统辖的一个行政区——引者）是希腊的外来人；他们一度在克苏图斯统率下站在阿提卡（希腊人的居住地——引者）方面和优卑亚的加尔西顿殖民者进行战斗，并因此获得优卑亚对岸的杰特拉波里和大部分邻近地带作为移住地”。(19)摩尔根分析了雅典新政治制度建立后“声威并著”。马克思对于新政治制度的影响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希腊的外来人”不是靠自己氏族的慢慢进化，而是在参加希腊人的征战，靠战功获得自然条件比较好的“移住地”，被雅典人划为一个行政区，从而使一个民族制度跨越到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中来。

　　关于奴隶制度的跨越发展问题，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论述过，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研究罢了。在“形态”一书中，在论述社会发展的跨越发展时，在古代他举出了“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20)为了加深理解，我们以其中的一个，即迦太基为典型进行分析。

　　迦太基是非洲北部的古国，公元前8世纪初，是推罗这个奴隶制城邦（腓尼基奴隶制国家的一个城邦）的一个殖民地，推罗是地中海东岸由陆地和海岛构成的城邦。推罗人长期从事海上贸易，公元前6世纪时，推罗人通过移民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迦太基城。这个殖民城市，自身也进行海上贸易，在国内广泛推行奴隶制：用奴隶在大农庄里从事耕作、在矿山开采、在船舶上摇橹，并进行海外殖民活动。迦太基到公元前4世纪时，拥有地中海上第一流海军，发展成为地中海西部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关于封建制度的跨越发展，马克思是在早期“形态”和晚期的《历史学笔记》两部著作中进行论述的。在“形态”一书中是这样写下的：“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21)英国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史称西西里王国）都是由于诺曼人的征服而建立起完善的封建制度的。但是在“形态”中没有资料的分析。在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则以专章论述了英国封建制度的跨越发展。在《历史学笔记》中，其专章是这样写下的：“英国被诺曼人所征服。征服者威廉（1066—1087年）”(22)因篇幅所限，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拙作：“改革开放的唯物史观基础及其内在关系研究”（《人文杂志》1996年5期）。这里只着重指出以下内容。诺曼人是英国的外来人，他们的故土是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社会发展处于氏族社会阶段。该氏族善于航海，经常向外侵略。法国和英国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公元10世纪初在法国建立诺曼底公国，11世纪初征服英国，征战者威廉自立为国王。威廉为了奖励随同他征战立下战功的将士们，实行土地分封制度，于是，把他的军事组织变成了以土地分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组织。对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概括道：“英国封建主义起源于那些曾视自参加国王的征战并因其个人效劳而奖以公有土地中的地产的‘军人’、‘义勇兵团官兵’或者‘大乡绅’。后来这种封建性分配地产的作法大大地加强了，因为大部分贵族效法国王的榜样，也用这种分赐采邑的办法把他们的佃农同自己联系在一起。”(23)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发展，马克思十分重视美国的历史。美国是在英国13个北美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宣布独立。对于它的发展马克思这样写道：“美国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这种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移民。“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②④]这些移民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想来发财的商人和各种投资者，另一种是到异地寻找出路的各种工人。于是，在这块新的土地上，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与他们相适应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我们知道，美国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在很短的时期内就超过了它的母国——英国。

　　关于社会主义的跨越发展，既然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证材料，但是，马克思在他的晚年，结合俄国当时的实际，非常认真地研究了这一问题，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一著名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马克思在发现唯物史观之后，运用这一科学历史观进一步研究世界历史，从各个历史阶段上深入探讨不同民族和国家在社会形态上的跨越发展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工作，比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时间还要长，工作量还要大。

　　以上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关于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研究社会跨越发展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以往人类历史上，跨越发展是自发进行的；而在今天，我们是在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在唯物史观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应该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自觉地跨越发展的伟大创举。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在出版“说明”中，在说到《人类学笔记》时指出：“收入本卷的四篇被称为‘民族学笔记’的著作，便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见该卷第Ⅲ页。

　　②[前苏联]彼·费多谢耶夫：《卡尔·马克思》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12页。

　　③耿勒：《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一个中文译本即将问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92年第8期，第289页。

　　④胡永勤：《马克思一部鲜为人知的手稿》，《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4期，第32页。

　　⑤《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7注。

　　⑦ (22) (23)《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4册，第259、199、199～200页。

　　⑧《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1册，第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⑩ (12) (14)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新版，第691、691、726、792页。

　　(11)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4、124页。

　　(16) (18)[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4、274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525页。

　　(20) (21)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新版，第125、125、124～125页。

作者介绍：冯景源，河北省景县人，1931年生，195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班，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所教授。多年来，主要从事马哲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著作有《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1988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科研成果优秀奖）、《新视野——〈资本论〉哲学新探》（199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教材奖）；主编的有《现代西方价值观透视》、《现代人的困惑》等著作。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论文多次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近年来，主要研究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目前正在主持马克思以上两个“笔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