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经济.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发布时间: 2020-11-12 04:01 标签：非农集聚经济发展区域产业

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

顾益康1

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迈向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变革。在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大和人口中农民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非农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工分业分化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是密切相关的。在现实发展中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表现为同步与非同步，稳定与非稳定发展的多种状态。经济非农化和农民融入经济非农化的路径以及农民在非农经济中地位、作用的不同，决定着经济非农化发展进程和质量。在经济非农化进程中农民非农化的滞后与不稳定是出现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贫富差距过度扩大，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井”的主要危险。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路径与绩效的分析，提出加快经济非农化以及实现与农民非农化协调发展的对策思路。

一、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关系的一般性分析

所谓经济非农化就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业产业比重不断缩小和非农产业比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增强的过程，这一进程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所谓农民非农化就是在经济非农化进程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大量转化为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者和在城镇安居乐业市民的过程，这一进程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优化的主要因素。在现实发展中由于不同国家、地区基本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性以及采取推动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政策、路径、动力机制等不同，使得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速度以及两者的协调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并且，目前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非农化的不同步和不稳定。“不同步”就是指农民非农化进程明显滞后于经济非农化进程，在政府的政策选择上，对非农经济发展重GDP 增长，轻劳动就业岗位增长，把多数农民排除在工业化、城市化之外。“不稳定”就是指农民非农就业表现出兼业性、临时性和流动性大的特点，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及其家庭未能在城市安居乐业，成为季节性临时工或成为无固定职业和住所的城乡边缘人口。从而使得社会结构变革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革，导致经济社会的不协调、城乡发展和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实现农民非农化与经济非农化的同步协调，最重要的是既要有足够的推动农民转向二三产1 顾益康，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浙大“卡特”兼职教授。

业就业和向城镇迁居的拉力与推力，又要形成有利于农民彻底的分工分业分化的机制。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要顺利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会转型，关键是要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非农化进程中，让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居住在农村的低收入农民转变成为从事二三产业、在城镇安居乐业、具有中等收入的市民。

二、浙江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实证分析

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中国从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成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但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中、东、西部区位条件、经济基础等差异性极大，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非农化的进程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区。浙江作为工业化基础十分薄弱的东部沿海省份，在这一时期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进程不仅快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超过原来工业基础比较好的东部省份，名列全国前茅。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在1978年，全国一、二、三产业比重为28.1:48.2:23.7，人口城镇化率为17.9%，全社会从业人中在农业比重占了70.5%，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4元，基本上来自农业收入。到2003年，全国一二三产业结构演变为14.6:52.2:33.2，人口城镇化率上升到40.5%，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农业比重下降到49.1%。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2622元，其中来自非农产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占纯收入的54.4%。并且，从这些数据来分析，全国目前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性是不够好的，农民非农化明显滞后于经济非农化，也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突出表现在流动性、季节性、临时性的农民工占了务工经商农民的相当大比例。

从浙江省的情况来看，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进程要比全国更快更协调。1978年，浙江省一二三产业比重为38.1:43.3:18.6，城镇化水平只有14.5%，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农业占72.4%，农民收入只有165元。显然，当时浙江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的收入与全国水平相差不多。到2003年，浙江省一二三产业结构变为7.7:53.7:39，城镇化率上升到53%，全社会从业人员中农业的比重下降到了28.3%，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431元，其中81.1%来自二三产业收入。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全国1倍多，跃居全国省、区第一位。并且，农民从事二三产业的稳定性要比全国一般地区好得多，全省由农民举办的非农企业多达110万家，个体工商户有150万家左右。我们从中可以分析出，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水平同步快速提升和协调度相对较好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综合分析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非农化的农民非农化的实践，浙江

非农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以及经济非农化的农民非农化协调度比较好，主要得益于浙江选择了符合浙江实际的经济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的道路和机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7个互动效应：

一是农民生存压力与传统文化的互动效应。浙江人多地少、人均农业资源稀少、人均耕地只有0.05公顷，不到全国水平的一半，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浙江又地处中国东部沿海，有悠久的小商品生产的传统和农商兼营、义利并重的传统文化。这使浙江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凭借着农业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获得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率先迈出了务工经商闯市场的步子。从比较分析来看，越是人地关系紧张、农业生存压力大的，越是小商品生产传统文化浓厚的地方，农民闯市场、务工经商就越早。这就是浙江农民早于全国一般地区，温州、台州等地又早于杭嘉湖地区的原因所在。

二是劳动积累与资本积累的互动效应。浙江农民务工经商闯市场最初的原始积累完全靠劳动积累，尤其是浙江农民中的能工巧匠、小商小贩凭借着灵巧手艺、辛苦劳动积累了“第一桶金”，同时浙江农民又特别注重节俭和聚财，有积小钱为大钱、再以钱生钱的欲望和能力。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浙江农民就积聚了较多的资本。这种从劳动积累到资本积累的领先一步使浙江农民成为发展市场经济和非农产业的领跑者。

三是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效应。浙江非农经济发展又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性特别强。浙江工业化是靠以农民创办的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推动的，而乡镇企业的崛起和集聚，又促成了小城镇建设热潮。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效应十分明显，这也是浙江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协调比较好的重要原因。农村工业农民办、农民城镇农民建的独特路子，使浙江率先冲破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束缚，国有企业对农民工排斥的影响也要小得多。相当多的当地农民在进城务工经商和率先进行的小城镇户藉制度改革中成为安居乐业的市民。

四是制造业与商业服务业的互动效应。浙江农村非农经济发展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加工制造业的集聚发展与专业市场共生的格局。众多的由农民兴办的生产同一类小商品或工业制成品的企业扎堆集聚，众多的商贩集聚在专业市场推销同一类的商品，发达的制造业与兴旺的商贸服务业交相辉映，民营企业中的工商企业互补共生，并进行专业化、社会化的分工，使得生产成本大大下降、资金周转大大加快，创造出了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当年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和目前义乌、柯桥等大专业市场，小商品与轻纺制造业中心就是在这种格局中脱颖而出的。

五是百万能人创业与千万农民就业的互动效应。浙江工业化起步模式不是靠城市国

有企业对农民的吸纳，而是靠农民中能人自己创办工业企业，并通过不断演进的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了从产权模糊的乡村集体企业到产权清晰的民营企业的飞跃。浙江农民中百万能人兴办了百万民营企业，再加上这种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和家庭制企业特征的民营企业在带领亲友和乡亲们就业上就有天然的优越性。因此，形成了百万能人创业带动千万农民就业的机制，这也是浙江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进程都比较快的重要原因。

六是农业发展与非农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浙江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转移了农业劳动力，有效地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同时，农户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增加，又为农业投入粮食和农业集约经营创造了条件，浙江农地流转和集中已接近了25%。同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生产总量的增加，为非农产业发展和城镇人口增加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七是政府与农民的互动效应。浙江农民商品意识、市场观念强、闯市场致富的内在冲动强，与浙江各级政府领导、改革意识强、让农民致富意识强形成了非常默契的互动效应。各级政府领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创新，政府放手让农民闯市场，制定鼓励农民创造、鼓励农民务工经商的政策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干部这种尊重民意的大胆创新之举，农民的创造有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正是这7个方面的互动效应，使浙江在经济非农化、农民非农化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走在了前列。

三、进一步提升经济非农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对策思路

从总体上看，改变经济非农化水平特别是农民非农化水平偏低的状况对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快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是目前这方面水平相对较高的浙江省，经济非农化的水平和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农民非农化方面也还存在诸多分工分业化不彻底的问题。尤其是当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全国人均GDP 已超过1000美元，浙江省已接近3000美元，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既是一个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矛盾凸现期，实现经济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同步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型相适应，显得更为重要。这是尽快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避免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井”的必然选择。从实际来看，我们必须从以下几方面采取必要的对策措施：

一是要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城乡关系是发展中最需要处理好，也最难处理好的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新阶段实际出发，及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导向，主动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处理好劳资关系，分配要向人力资本倾斜，提高劳动所得水平。在

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处理好城乡关系，要向农村倾斜。在不断提高经济非农化水平同时，改变农业生产力落后状况，在加快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农业与非农产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二是推进城乡配套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农民转化为稳定从事非农产业，在城镇安居乐业的中等收入者。必须从体制和政策层面上避免让在工业化、城市化中失去土地和农业就业岗位的农民成为失地失业的贫民和流民。最重要的政策条件是要给农民公平的国民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平等的发展机会。让农民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主动参与者和成果享受者，让农民的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本都能成为农民非农化的资本。从目前来看，必须整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消除一切影响农民平等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体制障碍。

三是要选择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紧密结合的经济非农化的路径。尽快改变经济粗放增长的状况，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同时要努力改变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发展，要开放城门，让城市成为农民发展的新空间，给有条件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创造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条件，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根本性转变。

四是要整体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分工分业分化。针对农民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发展现代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状况，要切实加强对农民再教育、再培训。要针对农民就业多样化的实际，有针对性开展教育培训活动。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农民大胆闯市场和转产转业，加强对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转移就业的能力，尽快让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成为二三产业的合格劳动者。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农业专业大户和农场主，推动农业专业化、产业化水平提高。当前尤其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教育，在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同时，对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对待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就业的技能培训，此外，还要重视农村后备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要给农民子女以平等的教育权利，让农村学生也能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和就业技能教育，让农民工子女不再成为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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