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好语文,怎么教好语文

语文出版社社长与北大中文系教授联手号脉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6月19日   09 版）

编者按：今年高考已结束，有关语文试题尤其是作文的讨论，一如既往成为热门话题。有阅卷老师甚至称，“得作文者得语文，得语文者得高考”。这些热烈的讨论凸显出语文教育的重要性。本报特刊发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访谈，希望这样的对话能够给目前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把把脉、开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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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

王旭明：最近几年我接触了不少北大文学专业毕业的硕士、博士。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基本上对很多作品都不了解，只会综合各种评论后再自己评论。这么多硕士或博士，无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某个现象，或社会某个现象，竟没有自己独立的真知灼见。你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吗？

陈平原：去年我在北大出版社的专著《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在三联书店出版的评论集《假如没有文学史……》都涉及你谈的这个问题。可以这么说，“知道很多，体会很浅”，这是今天我们文学教育的一个通病。我认为，这跟1903年开始建立的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有关。以简明扼要的“文学史教材”为中心，“多快好省”地进行“文学教育”，我开玩笑说，这更像是在学外国文学，只要求学生初步了解某一时代的作家、文类、风格、流派等，并不苛求对作品有深入体会。

今天中国的文学教育，过于强调“系统性”，在我看来，不无偏颇。其实，除了专家，普通人没必要全面掌握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一百多年来，文学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日渐精微，迅速膨胀。学者们不断发掘新的作家作品，下一代人的文学史图景，必定比上一代人更繁复、更庞杂。这么一来，必须精简书目，有选择地阅读，否则，根本读不过来，也读不好。我再三强调，当老师的，应该允许学生有所“不懂”，且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真正“懂得”的。北大中文系出考卷，基本上不考偏题、怪题，而且可以选答，就是基于此设想。

王旭明：目前高校文学院比比皆是，北大现在还叫中文系，一直没有改名是什么原因？

陈平原：都说要“跟国际接轨”，目前中国大学的“文学院”，绝大部分是原先的中文系“升级换代”成的；而这恰好跟国际主流的大学“不接轨”。香港中文大学的文学院有14个系，包括中文、英文、历史、哲学、艺术、音乐、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等，这倒是跟欧美及日本的大学类似。我们单单是“文史哲”，还不是人家“文学院”的全部，就能分拆成文学院、哲学学院、历史学院、艺术学院、考古文博学院等。为什么这么做？大概是这些年大学扩张造成的，鸟枪换炮，“系”改“院”，面子上好看，也便于在学校争资源。另外，“院长”叫起来好听，比“系主任”响亮多了。在公众场合，一般是先介绍院长、副院长，接下来才轮到系主任。好在北大没有强求一律，校长说，你们若不觉得委屈，那依旧当系主任吧。在北大内部，校方将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与其他学院等同视之。北大中文系是百年老系，格外珍惜自己的优良传统，不想赶这个时髦。这么顽固地坚守，很多人预言我们兔子尾巴长不了，迟早会更弦易辙的。但也听到不少叫好声。几个月前，我参加一场学术对话，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一见面就说，单凭你们不改文学院，就得敬一杯酒。

“眼学”与“耳学”之间，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

王旭明：能否谈谈你的语文老师和你的中学语文课给你的影响？

陈平原：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中学，初中阶段没课上，整天“闹革命”；念高中时，碰上了邓小平“右倾回潮”，总算认真读了两年书。我是从插队的山乡跑去念书的，就近入学，进的是广东潮安磷溪中学。教我们语文课的是金老师和魏老师，人都挺好，上课认真，对我很有帮助。但说实话，我的语文修养主要得益于家庭教育。父母都是语文教师，家里藏书比较多，使得我从小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插队8年，记得“耕读传家”这一古训，没有一日废弃书本。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前不久，我在“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论坛”上发现，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或许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特点：缺少正规的基础教育，知识结构上有明显缺陷；好处是善于自学，不墨守成规，无论日后学什么专业，常有超出常轨的思考。还有一点，这代人不管学什么，普遍对语文有好感。因为，在乡下的日子里，语文是可以自学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语文主要靠自学。

章太炎说过，他的学问主要靠自学，而且，得益于人生忧患。与别的专业不同，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这也是好多大作家没念过或者没念完大学，以及大学中文系不以培养作家为主要目标的原因。

王旭明：现在的语文课堂或语文老师，是否也应该从你说的这几个方面来培养学生的兴趣呢？

陈平原：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希望找到读书的诀窍，即花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成效。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这样，语文就一定能学好。《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欧阳修、苏东坡尚且找不到读书作文的“诀窍”，我当然更是“无可奉告”了。据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称，叶老从不给他们讲授写作方法，只要求多读书；书读多了，有感觉，于是落笔为文。文章写多了，自然冷暖自知，写作能力逐渐提升。叶老这思路，跟欧阳修的说法很接近。

现在，不管中考还是高考，考生都会全力以赴认真复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恶补别的科目有用，恶补语文没用。因为语文学习，主要靠平日长期积累。记得我参加高考，根本没预备语文，只是复习数学。我想，今天的中学生，大概也是这个样子。不是说语文不重要，而是语文无法突击。语文教学的特点是慢热、恒温，不适合爆炒、猛煎，就像广东人煲汤那样，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从这个意义上讲，语文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很容易。问题在于，心态要摆正，不能太急。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有很大差异，不说培养目标，也不说课程设计，就说教学方式吧。以诗文为例，过去主要靠自学，学生面对经典文本，仔细琢磨，百思不得其解，这才去请教；现在则以文学史或文学概论为教学中心，经典文本反而成了“配合演出”。学生省了上下求索的功夫，迅速获得有关作家作品的“精彩结论”。一星期就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再过一星期，《楚辞》也打发了。一年下来，什么李白、杜甫，还有《西厢记》、《红楼梦》，都能说出个一二三。这样的教学，确实推进很快，可学生真的掌握了吗？

晚清西学大潮中，章太炎对那时刚刚传入的使用教科书的标准化教学很不以为然，称：“制之恶者，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柢，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以课堂讲授为主，学生必定注重“耳学”，养成“道听途说”的学风。而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依靠师长的个人魅力，以及师生间的对话与交流，自学为主，注重的是“眼学”。在章太炎看来，前者整齐划一，更适合于普及知识；后者因材施教，有可能深入研究。这种对传统书院的理想化表述，有八年杭州诂经精舍的独特经历做底，更因章太炎不满于时人对新式学堂的利弊缺乏必要的反省。

当然，现代社会“知识大爆炸”，学生需要修习的科目很多，不可能只讲“四书五经”。不过，章太炎的话提醒我们：贪多求快，压缩饼干式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读书人一旦养成“道听途说”的习惯，很难改过来。如何在含英咀华与博览群书之间，找到合适的度，这值得从事教育的我们认真思考。

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这也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

王旭明：这个问题其实从小学就存在了，语文学科承载了太多的责任，有意识形态、科普知识，真正涉及国学，涉及经史子集、传统私塾那些应该继承的东西已经非常少了。

陈平原：语文这门课很特殊，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也无论谁来主持，课本编写及讲授方式必定跟整个时代风气有关。远不只是教孩子们识字、读书、作文那么简单，这门课还涉及人生观建立以及文化传承等，所以，意识形态的渗透是必然的。差别仅在于自觉程度，以及操作时能否隐晦些、优雅点。

培养学生具有较好的阅读能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准确且有创意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这既是语文课的工作目标，也是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的明显标志。周作人曾不无夸耀地谈及自己，说别的没什么，就是“国文粗通，常识略具”。其实，这已是很高的标准。

至于在编语文教材时，“科普知识”与“经史子集”各自的位置，到底该怎么摆放才好，这需要仔细斟酌，无法“一言以蔽之”。

王旭明：台湾地区的国文教学跟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传统继承得很好，你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

陈平原：说到台湾地区的国文教育，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尤其是前些年陈水扁当政时推行“去中国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但即便如此，台湾各大学校园里，仍然守住了“大一国文”，这很了不起。

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它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每个台大学生，不管学什么专业，必修“大一国文”6学分，否则毕不了业。其他大学也都有类似的规定。正因此，我在台大教书时，对那里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国文水平啧啧称奇。

反而是在大陆，大学语文始终没能挺直腰杆。上世纪80年代，因苏步青、匡亚明等人的大力倡导，大学语文热闹过一阵子。进入新世纪后，整个中国大学的发展路径，明显向新兴学科及实用学科倾斜，“大而无当”的母语教育于是命若游丝。除非是校长特别坚持，一般情况下，作为选修的大学语文，往往成了鸡肋，随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

大学如此，这就难怪中小学不太重视语文课了。中学文理分科，本就十分遗憾；实行自主招生后，更有著名大学公开宣布不考语文，这是非常短视的行为。我写过《“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特别感慨这个问题。

我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借用晚清重臣张之洞的话。在他看来，既然规定“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全勤习洋文”，便应反过来力保“中国文辞”的存在价值。此处刻意凸显“中国文辞”，不是基于文学兴趣，而是担心“西学大潮”过于凶猛，导致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失落。110年前的深谋远虑，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这其实很悲哀。

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

王旭明：这些年，一些教材出版单位喜欢请著名大学教授担任中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对此你怎么看？

陈平原：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参与到中小学教材编写中，当然有好处。首先是打破了原先相对封闭的教材编写格局，其次是更多关注知识的整体性与延续性，最后，为推进教材革新提供了某种理论高度以及象征资本。但中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切忌将原本应在大学才教的知识，提前压缩到中学课本中去。大城市里的重点中学，教师和学生水平都很高，可这不是整个教改及课本编写的主要目标。另外，过多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忽略中小学生的生理特点、接受能力以及欣赏趣味等。若是这样，调子唱得很高，但所编教材可能不切实际，不好用。

在我看来，大学教授若想编好语文教材，必须多与中小学老师接触、交流，了解中小学教学规律；不能“居高临下”，站在大学的立场来指导中小学教学。比如，北大中文系每年都派老师参与高考命题、组织高考改卷、培训中学教师等。现在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就是袁行霈教授带着我们好些老师参与编写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中，积极介入中小学教育、成功主持语文教材编写的，当推钱理群和温儒敏，他们多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

王旭明：有观点认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需要创新，对此你的看法是什么？

陈平原：创新是个好词，人见人爱；问题在于，什么叫创新以及如何创新。教育理念变了，教材的编写方式也会跟着变；这样的“新”，乃是有源之水，起码能自圆其说。另一种“新”，着力点在选文，强调的是“新人”与“新文”，期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努力，我不太欣赏。有一阵子，我为大学生编散文选，和几位老师分头做，结果发现，大部分篇章重叠。原因是很多传世名篇的“好”，是得到广泛认同的。为教材选文，应该只管好坏，不问新旧。对教师来说是旧的，对学生依旧是新。基础教育不同于文学创作，讲求的是教学有效性，而不是编写者的特立独行。经典阅读与时尚阅读，二者如何协调，历来见仁见智。我更偏向于前者，因为越是时髦的东西，生命力越短暂。而基础教育是打底子的，这个“底”会长久地留存下去。小时候阅读或背诵的诗文，应尽可能纯洁无暇，掺杂太多时代的以及个人的色彩，我以为不妥。

所谓“创新”，一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对峙，一是古典与时尚的协调。此外，还有一点很少被人涉及，那就是如何养育或成全“文化的多样性”。中国这么大，各地区的文化差异十分明显；可是，因某些需要，大家都在追求“大一统”。所谓地方性知识以及方言文化等，完全被搁置了，这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