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人类学专题·三]关于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摘 要: 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人不应自我封闭，不要制造学科壁垒，应将民族现实问题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应用人类学研究可分为“应用—理论”型、“理论—应用”型和“项目—应用”型三种模式；应用人类学研究又可分为对策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两种类型；应用人类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因此，应注重其信度与效度。

关键词: 应用人类学；民族现实问题研究；对策性研究；预测性研究；信度；效度；田野调查

作者简介:何星亮(1956-)，男，广东省兴宁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民族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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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应用人类学自20世纪初形成以来，经历了近100年的发展历程。从研究目的来看，经历了从为殖民统治效力到为国家服务的转变；从研究内容来看，从较单纯的应用实践研究发展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在内的综合性研究；从研究模式来看，从行政管理模式转向辩护—行动模式，再转变为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研究者职业道德来看，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中立与价值介入并存的阶段。

一、关于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国外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涉及的对象和范围极广。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能源开发、农业问题、农村发展、都市发展、人口控制、教育问题、少数族群问题、水资源和野生动物的管理与保护等等问题，都属于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应用人类学家都可以进行研究并发挥作用。

目前，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不是很清楚，界定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

首先，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边政问题研究，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和帮助政府制定民族政策等，是否属于应用人类学研究？如果属于应用人类学研究，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前20 年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应用人类学研究。

其次，集体或个人就民族问题建言献策，给中央或地方政府提出一些解决某种问题的建议或意见，是否属于应用人类学研究？

上述问题就涉及到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应用人类学研究不应该自我封闭，不要制造学科壁垒，应该将民族现实问题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二、应用人类学研究的模式

关于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模式，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有的分为两大类: 一是行政管理模式，即一些人类学家受政府、国际机构或私营机构的聘用与委托，从事行政管理或帮助制定发展变迁计划。二是辩护—行动模式，即人类学家作为弱势者的代言人，或作为独立人格的行动与实践者从事研究，也就是以辩护—行动模式进行应用人类学研究。

纵观一百多年的应用人类学研究，笔者认为，应用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1. “应用—理论”型。“应用—理论”型即从实用的角度，为政府部门去调查研究某一问题，在调查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理论，然后再以理论指导实践。文化人类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在应用研究中形成的。文化人类学的形成本来就与殖民国家对殖民地族群风俗习惯的研究有关，因此，这门学科自产生之初，便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殖民地的存在，人类学研究才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要。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人类学的形成，是在西方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已经进行了控制，包括对商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控制，人类的进步文化已经开始向那里扩散的时期。只有在这一时期，对当地民族社会才有进行纯客观研究的可能条件。若不是这样，这些民族也不会轻易允许人们对他们进行调查研究。人类学者利用了这种条件，人类学知识才得以发展［2］。人类学的进化理论的形成，无疑与早期的殖民统治密切相关。美国学者提出的文化与人格理论和文化相对论等，也是从应用的角度，在研究原住民或托管地区的土著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为了管理印第安人，求助于人类学研究，在政府部门内建立了最早的民族学研究中心“史密斯研究院美国民族学局”（建于1879年）［3］。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设立的“印第安事务局”便聘请人类学家 S·梅克尔（Mekeel）等人，曾进行大规模的人类学调查研究，政府部门经常性地吸收人类学家参加政府的工作。他们根据印第安人的情况，建立了长久性的治理印第安人的计划［4］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派到托管地行政部门服务的人类学家有三项任务: 一是对行政当局推行各种措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提出建议。二是对行政当局推行措施的结果和成效作出评价。三是对人类学有理论意义而对行政部门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可以进行调查研究［3］。许多人类学家在应用研究的同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20世纪20—30年代英国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的功能主义理论，也是在应用研究中形成的。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布朗曾说:“关于英国，人类学之实际应用已采有相当步骤，政府对殖民地皆派有人类学专家佐理殖民地行政，并训练殖民地服务人员，因此人类学研究之实际应用颇有显著之进展。……十年来余曾实验一种课程，包括普遍比较社会学之全部，继之以实地作文化之功能的研究，再辅之以殖民地行政政策及方法之比较研究。如期实验未及一年已发现其能充分适合学生之需要，即可供给学生以统治、教育土著之科学的基础。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地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5］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类学不仅为殖民统治服务，而且为现代工业社会服务。美国哈佛大学E·梅奥（Elton Mayo）、L·沃纳（Lloyd Warner）以及他们的学生E·查普尔（Elliot Chappie）等人所创的工业人类学，在企业管理上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他们通过对企业的不同群体的工人的人际关系的调查和研究，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合理处置，将使工作效率获得很大的改进。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包括: 第一，一个企业内的工作人员的效率并非取决于个人生理的能力，而是经常由社会规范所限定的。第二，物质奖励并非唯一能使效率增加的刺激方式，工作群体的内部与外部的人际关系对效率影响极大。第三，群体成员并非以个人作为反应的基础，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受群体的一切“习俗”的影响很大。第四，人的行为并非全有理性，而是带有相当的感情或情绪成分在内，感情或情绪的波动将影响人的行为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曾掀起一个工业人类学研究的热潮。从前述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出发，一些人类学家设计了许多测量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方法，企图使人际关系研究更严格化和数量化。查普尔后来甚至放弃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职务，组织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顾问公司，以其专门的知识协助工商业界解决因人际关系不调适所引起的纠纷。此外，工业人类学除了研究人际关系外，同时还从事工业关系的研究:一是以文化变迁的理论研究机构中变迁过程与适应模式。二是研究机构或工厂与所在社区的种族或族群关系。三是研究机构或工厂与所在地社区的关系。四是研究符号或象征物对群体成员所能起到的作用。五是研究不同民族的性格在工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产生的影响［4］40－42。

2. “理论—应用”型。“理论—应用”型，即根据已有的理论进行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例如19世纪，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一些人类学家主要以进化论为依据，为殖民者提供有关原住民的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或帮助培养殖民官员，于是一些人类学家受雇于殖民政府，从事对原住民的政策研究。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303 名人类学家中约有295名以各种方式直接参与了赢得战争胜利的努力［6］。许多人类学家都自觉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对敌国（日本、意大利、德国）国情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R·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ead）、G·戈尔（Geoffrey Gorer）、G·乔治（George Bateson）、G·克拉克洪（Glyde Kluchohn）、E·埃里克森（Eric Erikson）、A·莱顿（Alexander Leighton）等。如本尼迪克特1943 至1945 年期间，在美国战争情报局海外情报处基础分析室工作。他们将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文化与人格理论应用到对敌对国的研究中，研究敌对国的国民性对军事、政治和外交的影响。他们都曾以其研究成果，提供许多重要资料，以作为军事、外交的参考。他们在国民性或民族性格方面的研究对美国军事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有的则担任政府顾问，帮助训练赴国外作战的军人、情报人员和战后驻各国的外交人员。

3. “项目—应用”型。“项目—应用”型出于现实的需要，为解决实际问题受政府或单位资助而进行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我们国家的民族问题研究，大多是政府交办或基金课题立项的。此类对策性的建议或意见，往往就事论事，没有从理论上说明。

我国的应用人类学研究，应该走出就事论事的层面。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创立科学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新模式。不仅要就当前各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办法，而且还要从国内外众多的同类问题中归纳、总结出一般的原理和法则，以供各级政府和决策部门参考。或者根据国内外学术界基础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经过再创造，研究出一套科学性很强的解决问题的新模式。

三、应用人类学研究的类型

从研究的性质划分，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和应用型研究三大类。描述型研究主要回答“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即对某一现象、某一事件、某一民族、某一社区的社会文化状况、特点和发展过程作出客观、准确的描述。社会调查报告和民族志研究大多属于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或称“分析型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解释型研究主要分析某种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属性及其发生的原因和形成的过程，探讨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科学的研究不仅要客观地描述社会和文化现象“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且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只有在“知其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探讨“其所以然”。应用型研究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以及预测“将怎样”、“会怎样”的问题，它主要是应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并预测其发展趋势。从性质上看，应用人类学属于应用型研究。

应用人类学研究又可分为两种类型: 对策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

1. 对策性研究。对策性研究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而做的研究。即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与研究，认识和了解存在问题的性质和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或措施。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要描述，而且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提出具体的意见或建议。例如第二次大战期间，许多美国人类学家对敌对国研究大多属于对策性研究。战后，美国政府因受联合国托管太平洋密克罗尼西群岛，因而聘请许多人类学家作为顾问，最多曾聘请7位人类学家顾问，其中1 位“首席人类学家”和6位“区域人类学家”，以协助处理该岛事务。这些人类学顾问一方面提供解决土著与行政当局间种种问题办法，另一方面也对行政当局的措施予以评价，其中最重要的事项是对美国民主政治施之于岛民的估评［4］12－14。我国20 世纪50年代的民族问题研究，大多是对策性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研究也一样，主要是为了解决民族地区在现代化过程出现的种种问题。

2. 预测性研究。预测性研究主要回答“将怎样”、“会怎样”的问题。它是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发展趋势的研究。预测性研究的形式多样，有对各类自然现象（如气候等）变化的预测，也有对各类社会现象变迁的预测；有对世界范围内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有对某一国家、某一地区局势变迁的预测，也有对某一具体事件（如民族冲突等）的预测。

预测性研究也可分为多种类型，一是经验性预测，即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材料对当前发生的现象进行预测，如中国历史上积累了丰富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经验，通过这些经验可以预测今后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势。二是调查性预测，即根据某种现象进行深入的调查，并根据调查资料和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三是理论性预测，即根据某种理论预测某种现象的发展趋势，例如西方社会学冲突理论认为，群体冲突是因非现实问题（如民族和宗教问题等）而发生，则冲突介入的情感越强，冲突的强度也就越大，冲突的时间也越长［7］。预测性研究是较高层次的应用研究，它对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地进行预测，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可使决策失误较少，少犯错误或少走弯路。

对策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研究民族问题的研究人员应该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发展我国的对策性和预测性的应用人类学研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归纳成简明扼要的可操作的建议或意见，并通过各种途径让决策者了解和采纳，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发挥作用。

四、应用人类学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应用人类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研究成果的可靠与否和所提对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不科学的建议被采纳，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反，如果科学的建议不被采纳，也将会造成重大损失。例如20 世纪50 年代初，中央政府拒绝梁思成等专家的科学建议，而采纳苏联专家不科学的建议，把古城墙拆掉，造成中华文化史上的巨大损失。在民族问题方面，也存在许多失误。因此，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注重信度与效度。

信度（reliability）是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或一致性、稳定性。一个具有信度的研究成果，无论该项研究过程由谁操作，或进行多少次同样的实践操作，其结果总是一致的或稳定的。信度系数愈高即表示该研究的结果愈一致、稳定与可靠。效度（Validity）即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亦即研究成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效度与研究的目标密切相关，研究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信度是效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信度，效度也不可能存在。信度越高，效度系数也越大。但有信度却不能保证一定有效度，一个可靠的研究程序并不证明内容一定有效。有效度必定有信度，效度高信度必定也高。

国外的应用研究十分注重信度和效度，并制定了许多检验信度和效度的方法。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研究存在很多问题，有不少是与信度和效度有关。同一个地区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人员的调查研究结果却各不相同，差别很大。有些研究人员调查研究不客观，不尊重事实，不重视科学性；有些人为有关部门采纳自己的建议，伪造事实，假造数据；有些研究人员则是出于情感，不考虑科学性，撰写不少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文章或建议；有些则是根据某种不科学的理论，导致在应用方面的失误；有些则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的目的，撰写或提出不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文章或建议。

应用人类学研究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在调查过程应注重调查资料的信度和效度。一是必须实事求是，注重调查资料的真实性。二是反映问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调查过程中，当地公民表达民意，有些意见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有些只强调部门或地方利益，不考虑国家利益。因此，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必须系统、全面地了解民意。如果了解的民意是片面的、不合理的，就不可能准确地反映民意，也不可能提出积极有效的建议。比如宗教问题，各人的意见均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如何使宗教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分析。民族地区的双语教学也一样，大多数人支持，但也有少数人反对。

采用科学的方法，深入调查问题，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科学分析问题或现象的发展趋势，提出合理的和可操作的建议和意见，是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目的。

参考文献:

［1］ 董建辉，石奕龙．西方应用人类学百年发展回顾［J］．国外社会科学，2005( 5) ．

［2］ 列维－斯特劳斯．民族学者的责任［J］． 民族译丛，1979( 4) ．

［3］ 麦克格雷戈．美国政府中的民族学［J］． 世界文化史通报( 俄文) ，1956( 4)．

［4］ 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M］. 台北: 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

［5］ 拉德克利夫－布朗．人类学研究之现状［J］．社会学界，1936(9) ．

吴文藻．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J］．民族学研究集刊，1936( 1) ．

［6］ C·恩伯－ M·恩伯．文化的变异［M］．杜杉杉，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571．

［7］ 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 吴曲辉，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201 － 202．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