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住房保障政策演变与启示

台湾住房保障政策演变与启示

万涛

摘要：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台湾住房保障政策历经六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以时间为轴，整理了台湾住房保障政策的演变历程：国宅政策时期（1957-2000年）、贷款补贴政策时期（2000-2008年）、政策调整及《住宅法》颁布时期（2008年至今）。总结了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的政策特点、政策措施以及政策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梳理了不同阶段住房保障政策的效果和得失。从某种角度上看，台湾的政策演变也是世界范围内城镇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中，住房政策由单一到多元过程的一个缩影。在大陆新型城镇化进程“由量转质”，城市住房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台湾6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借鉴。文章认为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需要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强调保障职能；兼顾公平与正义，关注弱势群体；坚持依法治国，尽快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引入社会力量，推进多元治理。 关键词：台湾 住房保障政策 国民住宅 合宜住宅

1. 研究背景

居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合理的住房政策是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1996年6月，“国际人居大会”将“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确立为《人居议程》的核心目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实物分配政策逐步被市场化政策取代，催生了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在房价高涨的同时，以“经济适用住房”与“廉租住房”政策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诸多问题（邓卫，2001）。

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历经了两次土地改革和都市更新运动后，形成了以私有土地产权为基础的住房体系。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台湾住房自有率达83.9%，住房问题在“量”上已得到初步解决。但住房矛盾依然存在，“居住正义”广受关注：2011年全台湾的空屋率为19.3%，高达156万户，出现了一部分人买不起房，又有相当数量的房屋空置的怪现象。 “房价高”成为台湾“十大民怨”之首，根据台湾“营建署”2013年“房价负担能力指标”调查，新北市房价所得比已达到12.67，而台北市为15.01，居“世界前列”。

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有其自身的相似性，台湾的住房保障政策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演变的过程，其经验教训、改革趋势都可以为大陆所参考。尽管台湾的政治经济制度虽与大陆有所不同，但两岸文化基础、社会意识极其类似，因而其政策制定和实施模式可以为大4321

陆提供新的视角。

2. 台湾住房保障政策的演变

按时间顺序，台湾住房保障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国宅政策时期（1957-2000年）、贷款补贴政策时期（2000-2008年）、政策调整和《住宅法》时期（2008年至今）。而这三个阶段，与台湾社会经济背景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期间政府与市场定位的转换，也直接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果。 5

2.1国民住宅政策时期（1957-2000年）

国民住宅（简称国宅）政策是台湾住房保障政策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国民住宅条例》至今仍具有法律效力。国宅狭义上指政府直接兴建，以融资或补贴的方式提供给低收入家庭居住的住宅；而广义上，受国宅政策资助的住宅均可称作国宅。

2.1.1 第一阶段（1957-1975年6）国宅政策的开端

1949年，近300万军政人员及眷属随国民党政府退踞台湾，台湾住房供应严重短缺，在郊区形成大量简陋“眷村”。1953年，克蒂台风造成台湾数以千计居民流离失所，政府颁布《兴建国民住宅贷款条例》缓解住宅短缺，成为国宅建设的开端。政府提供几种兴建形式：贷款给居民进行住宅建设、帮助灾民重建住宅、政府集中兴建住宅、出租出售平价住宅、贷款机关兴建军工教住宅、鼓励民间投资兴建住宅等。这其中，居民贷款自建住宅是主要部分（表2-1），同时由于政府力量有限（美援中断及基金短缺），仅12.5万户居民受益。国宅政策虽未成形，但紧急的资金支持，还是部分缓解了住房压力，保障了社会稳定。

表2-1 1957-1975年《兴建国民住宅贷款条例》实施统计8

7

2.1.2 第二阶段（1975-1982年）政府直接兴建国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城市住房需求激增，房价飙升。效仿新加坡的“组屋”政策，台湾当局颁布《国民住宅条例》，明确规定政府直接兴建国宅（后增加军眷村改建及委托承办单位兴建、人民贷款自建等方式）。国宅建设也被纳入当时“六年经济建设计划（1976-1981年）”的“十二项重大建设项目”当中。

表2-2 1975-1982年《国民住宅条例》实施统计9

该阶段国宅计划共实际执行约7.3万户，达原定计划的67.83%，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抑制1980年台湾第二次房价狂飙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暴露了政府包办的漏洞：监管不力使部分建设品质低劣，出现“海砂屋”和“辐射屋”10；部分县市过于依赖委托单位导致政府实际调控能力不足等。

2.1.3 第三阶段（1982-1989年）发动市场和民间力量兴建住宅

八十年代，政府力不从心，因而修订《国民住宅条例》，增加“贷款人民自建”和“奖励民间投资兴建”两种形式。政策意图以“贷款人民自建”和“奖励投资兴建”逐步替代“政府直接兴建”。但在执行过程中，民间力量参与度不高，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商业开发赚取更多利益，而建筑公司也因奖励条件过低而参与意愿极低。

表2-3 1982-1989年《国民住宅条例》实施统计11

在该阶段，政府因忽视市场规律及制度漏洞而深陷泥潭。需要住房保障的弱势群体要么住进了隐患颇多、远离城市的劣质国宅，要么在激烈的“乐透式”抽签过程中一再被排挤。而不同区位的国宅“滞销”、“脱销”现象不一，政府预测一再失败。国宅衍生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含义：社会底层的聚居处，或是“买到赚到” 的投机品。住房问题未被改善，反而被市场左右而愈发严重。1988年台湾房价又一次飙升，引爆了轰动一时的“无壳蜗牛”运动，保障性住房短缺成为社会问题。 12

2.1.4 第四阶段（1989-2000年）直接兴建转为购房贷款

1989年后，由于公共用地紧张、经济杠杆失灵，政策逐渐转向为居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辅助购买商品住宅。1990年，《辅助人民贷款自购住宅法》颁布：贷款款项由国宅基金和银行贷款两部分组成，具体金额和利率由原国宅条例和新制定贷款条例共同约定。但由于政

策不成熟，市场反应滞后，政府贷款有时不如银行的“购房贷款”优惠、有时又因为过于优惠而被过度消耗，某些贷款额度可达住宅价格的85%，最高30年偿还，居民争相贷款买房。此时政府陷入尴尬境地，房价过高时居民要求政府提供优惠，而房价过低时兴建国宅又被指“与民争利”。国宅政策进退维谷，2000年起台湾宣布不再直接兴建国宅。

2.1.5 国宅政策小结

国宅政策的目标是达到“一家户一住宅，一人一居室”的理想状态，是迅速提高住房供给，缓解社会压力的公共政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政府直接兴建的方式，在新加坡等国也确实有成功的实践。

但从1945年至1987年，国宅兴建总量仅为240,339户，并未充分满足家庭的购房需求（该期间住宅总量为3,487,519户，国宅数目仅占6.89%）。主要有以下几点因素制约了国宅政策的实际效用：①定位不准，政府试图效仿新加坡大范围解决住房问题，受益对象设定过于宽泛。大张旗鼓推行“六年计划”、“四年计划”等，致使有限的政府资金投入国宅建设当中，却忽视了低收入阶层切实问题。②政府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以该政策作为抑制房价或刺激经济的方法而未一以贯之， “供需不匹配”导致政府“馈赠”被投机者利用，国宅滞销、贷款流失、国宅基金受损。③执行过程中暴露的监管不力、贪腐问题严重丧失了政府公信力；“标签化”的国宅社区导致的社会空间分化加剧。④ “拥有住宅”和“拥有居住权”意义的混淆，也使政府忽略了“出租国宅”的重要性，为以后“社会住宅”存量严重不足埋下了种子。

2.2贷款补贴政策时期（2000-2008年）

2.2.1 国宅政策的退出

亚洲金融危机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造成了建设相关产业的经营危机，考虑到可能引发的金融多米诺效应，以及直接兴建国宅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中国台湾不得不反省住房保障政策。2000年，“行政院”通过了“健全房地产市场措施”，政府开始暂缓直接兴建或奖励民间投资兴建国宅，转向以优惠贷款为主要方式的经济补贴行为。

住房政策还被赋予带动经济发展的使命，而优惠贷款形式多样，其中以“1200亿青年优惠房贷及保证方案”、“10800亿一般优惠房贷方案”为代表，另外还有多种辅助房贷方案（表2-4）。

表2-4 贷款补贴政策时期（2000-2008年）主要优惠房贷政策

13

2.2.2 贷款补贴政策小结

该时期，台湾的住房保障政策转为经济补贴行为，政府省去了原来直接兴建方式带来的种种弊端，政策的操作可行性提高，省去了直接兴建方式所需的繁杂过程、人员需求。居民有更多的自由度去选择适合的社区区位和住房品质。在政策执行初期，补贴发放顺利，甚至达到了鼓励消费的目的。

但是，针对住房保障这一涉及社会公平福利的领域，依靠单一经济补贴行为的政策选择，必然有其无法逃避的漏洞：①政策补贴范围过宽，是“公民”即受助，有失调整社会公平的初衷。大范围的经济补贴造成短期内住房需求的迅速扩大，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反而推高了房价。②真正的最低收入阶层并未享受政策福利，即使政府提供贷款，房价仍然高不可攀。政府提供的国宅、公租房资源极其稀少，最低收入群体基本处于“被遗忘”的境地。③政策多样，形成“多头马车”的状况。公教人员可获得更多补助，职位越高享受补助越多。

“雪中送炭”的保障政策到头来只为少数人“锦上添花”，扩大了社会不公。以上导致原本为弱势群体解决住房问题的保障政策成为中等收入阶层提前购屋的工具，政府“图省事”的态度导致政策对社会底层人群的直接忽视，也由此引发了一轮轮的社会运动。

2.3政策调整及《住宅法》颁布时期（2008年至今）

2.3.1 2008年来政策调整概况

民进党执政八年当中，以经济补贴为主的政策没有解决房价过高问题，反而使社会底层的居民更加远离了住房市场。2008年，国民党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为了兑现大选承诺，台湾住房保障政策有所调整。自2009年起，先后有“青年安心成家方案”、“合宜住宅专案”、“整合住宅补贴资源实施方案”、“修正国民住宅条例”等政策出台；2011年12月，台湾第一部《住宅法》获得通过，台湾住房保障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①当选后马英九提出自己的社会福利政策：“青年安心成家：新婚首次购屋、生育子女换屋，一生两次享两年两百万零利率房贷”。2009年，台湾颁布“青年安心成家专案”，为青年人提供“租金补贴”和“两年零利率购置住宅贷款补贴”，计划协助10万户青年家庭减轻居住负担。

②由于在2000-2008年间购房补贴政策频出，且标准不一。马政府上台后，对各项住房补贴资源进行整合配置。政策对补贴方式、补贴对象、办理方式和优惠内容以及补贴计算基准作了规定，同时对于政府经费预算以及审核方式给予明确。

表2-5 整合住宅补贴资源实施方案相关细节

14

③2010年，台湾行政院颁布了“健全房屋市场方案”，政府与民间合作方式兴建“合宜住宅”，对有资格的家庭低价出售。但合宜住宅仅有两处共4480户，在2012年8月板桥浮舟合宜住宅抽签当中，有2.5万符合条件的住户申请，但仅有16%中签。

表2-6 合宜住宅与国宅认购资格的比较

15

④此外，为满足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居住需求，“社会住宅”成为一部分学者和NGO 组织的共识。在全台湾社会住宅仅占住宅总量0.08%的背景下，一部分在1989年推动“无壳蜗牛”运动的NGO 组织（如崔妈妈基金会、OURs 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组建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共同倡导和督促立法推行社会住宅政策。2010年10月，马英九接见联盟的代表，接受兴建社会住宅与住宅立法意见。2011年12月大选前夕，台湾立法院通过了《住宅法》，明确社会住宅应占住宅总供应量的10%。而在“行政院”《2012-2015年整体住宅政策实施方案》中，社会住宅也成为未来主要建设项目。 16

2.3.2 2008年来政策演变小结

台湾住房保障政策经历多次转变，又一次成为社会焦点。马英九政府也趋向于对各项政策进行整合重组，明确了“租金补贴为主，兴建社会住宅补贴为辅”的基本原则。同时，虽然补贴项目众多，但经济和社会弱势群体居住问题解决仍非常困难。

“合宜住宅”可以看作政府直接介入住宅建设的回归。虽然其兴建数量远远不足，推行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作秀”成分。但不得不承认，政府直接提供廉价住宅，如果对受益人资格有更清晰的限制，是有助于社会弱势获得住房的。社会住宅从民间呼吁走向政策法案，

也是明显的进步，《住宅法》的通过，为政府各项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当然，由于在大选前草草通过，《住宅法》未对有关的土地、税制、财政、社会福利等内容形成有效框架，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受到台湾选举政治影响，各项政策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党拉票的工具。“青年安心成家方案”甚至可以看作对青年“首投族”的收买。这一方面可能促进某些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另一方面又有可能造成“虎头蛇尾”的“作秀”工程。政府受在野党掣肘，经常争执不下，工作推进缓慢，又为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挑战。 17

3. 台湾住房保障政策演变的启示

自大陆取消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初步形成。在城镇化率超过50%，新型城镇化“由量转质”的关口，住房保障政策直接影响着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是公平与正义的体现。台湾住房政策60年的发展历程曲曲折折，其演变过程对当前的政策制定有着借鉴意义。

3.1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强调保障职能

在住房保障当中，政府角色定位直接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60年来，台湾始终未处理好政府-市场-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近年来住房问题激化的主要原因。国宅政策时期，政府过度自信, 盲目模仿新加坡模式的，致使其试图包揽全民住房的建设。但事与愿违，真正政府兴建的国宅比例很低，且牵涉政府大量精力，消耗了有限的公共资源。而转向贷款补贴政策中，政府急于退出放任市场运作，忽视了宏观调控的作用，致使住房增长并未惠及广大群众，低收入阶层甚至被抛在政策之外。2008年后《住宅法》颁布，新政实施，政府试图重新回归，但也因“大市场、小政府”的现实而步履维艰。

要认识到，在住房保障方面，作为社会公平的代表，政府应起到调控市场“逐利”性的作用，特别是经济基础尚不稳固，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放任市场无疑是政府失职。特别是为低收入群体的提供住房方面，政府的主导作用更无可替代。因此，将住房的商品性质和社会保障性质剥离开，集中有限资源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同时依靠宏观调控激发市场活力，引入社会力量，形成良性住房市场，才是政府的合理定位。

3.2兼顾公平与正义，关注弱势群体

“居者有其屋”是住房保障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而对于社会分层的客观认识，兼顾“公平”与“正义”则是达到目标的客观要求。台湾住房保障政策演变过程中，对政策受众的划分一直为人诟病，追求“公平”的全民覆盖政策可能对社会底层人群帮助甚少，而单单“正

义”帮扶又受众过小有失公允。相较之下，台湾政策从“国宅”到“社会住宅”的发展，其实就是从重“公平”到重“正义”的过程。

目前大陆所实行的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也可以理解为公平正义的结合。就目前情况而言，各地经济适用房建设尚且充足，但廉租房发展较为滞后。究其原因，还是廉租房建设需要更多的公共投入，且选择廉租房的人群，又属于社会弱势。因此，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更应突出其对社会所有阶层的照顾，合理分配资源，在帮助“有房”和“有房住”两方面统筹兼顾。

3.3坚持依法治国，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

“住房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政府予以保障，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都有针对住房问题的立法。2012年，台湾《住宅法》，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为健全住宅市场，提升居住品质，使全体国民居住于适宜之住宅且享有尊严之居住环境，特制定本法”。这表明台湾在经历近60年的政策波动之后，终于回归到了用法律来明确公民权益，监督政府实施的途径。虽然目前台湾的《住宅法》尚不完善，施效力有待验证，但在法制化进程中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大陆住房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政令不一产生了许多问题。如经济适用房审核建设标准不一，廉租房保障对象不明、退出机制不明等问题都成为当前住房保障制度的症结。只有根据国情制定统一的住房保障法规，从立法上规定住房保障的对象、保障标准、保障水平、资金来源和违规行为的处罚办法，才可对各方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公共政策真正符合公民需求。

3.4引入社会力量，推进多元治理

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社会组织对推动社会发展，处理社会矛盾有着积极作用。台湾1989年的“无壳蜗牛”运动正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案例。2011年12月，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在紧邻台湾“总统”大选前，成功说服“民意代表”促成了《住宅法》的通过。之后的“安康平宅改建计划”、“社会住宅BOT 案”也都有着民间力量与政府以及建商力量博弈的情形。同时，社会力量也可提供不同形式的公共服务，弥补政府不足，提高社会运作效率。台湾的“崔妈妈基金会”长期以来为弱势群体提供搬家、租房方面的帮助，享有极好的口碑。而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组织，有着合作建房，租赁社会住宅等方面的服务途径。

大陆目前尚没有特别著名的社会组织参与住房政策制定的案例，这与目前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方式是有关的。但随着大陆经济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社会力量必将逐渐壮大，并积极参与到政策制定中。要合理利用社会组织的基层调研、动员能力，为政策提供充分依

据；同时要借助社会力量，拓展住房资源供给渠道，让社会组织承担起必要的责任，更好地辅助政策实施。建立解决住房问题的多元化渠道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民主进程中的必然环节。

4. 总结

由于住房的特殊属性，既是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又是价值大，使用期长的商品。因此住房政策，又牵涉到了经济政策、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领域。要建立完善的政策体系，讲住房保障落实在各项规划中：一方面保证足量优质的住房供给；另一方面，通过整体的经济社会政策，达到相应的空间配置目标，促进社会融合，消除阶层矛盾。

台湾住房政策发展的六十年，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社会民主进程的六十年，住房保障政策在此背景下，解决了某些问题，也暴露了诸多遗憾。大陆地区仍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快速期，伴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加，其住房问题必将愈发突出。城乡二元为城市住房保障留下了巨大的缺口，而实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必须完善法律体系，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兼顾公平与正义。这是实现社会良性发展、健康城镇化的需要，是否能够满足这一需求，会影响到城市发展的动力，甚至国家稳定与社会和谐。

致谢

本文受到清华大学唐仲英计划资助，调研过程中石竟成、李彰同学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释

1 数据来自台湾行政院《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初步统计结果提要分析》，2011年10月

2 台湾内政部营建署国宅组2011年第三季度住宅需求动向调查，2011.11.30

3 台湾内政部营建署网站http://pk.www.gov.tw/

4 调查采用“实价登录”及财税资料计算“人民购屋负担”，数值即为房价与普通居民年薪之比。 5 虽然《国民住宅条例》至今仍有效力，但由于1999年后台湾政府停止直接兴建国宅，该条例已不起主导作用，因此文中将国宅政策截止时期定为1999年。而广义来说，自2000年以来，台湾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选举因素进入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台湾住房保障政策一直处于变动和调整时期。相较之下，2008

年以来的国民党执政制定的政策尚未定型，且以《住宅法》颁布为代表，因此本文称之为政策调整和《住宅法》时期。

6 由于该阶段《国民住宅条例》还未颁布，因此一些研究当中会将此段时间作为“前国宅时期”论述。 7 “眷村”名称源于其中居住的国民党政府、军队眷属。“眷村”的房屋建设未经规划，多为简陋的棚户房，居住条件相当恶劣。

8 数据引自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台湾国民住宅建设（1970年至1989年）[R]，台北：行政院经建会，1989年12月

9 数据引自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台湾国民住宅建设（1970年至1989年）[R]，台北：行政院经建会，1989年12月

10 所谓海沙屋，即建筑房屋时拌合混凝土所用之砂，系来自海边的海砂而非一般常用的河砂，因海砂中含有氯离子，短期内会使墙面渗出白色的痕渍，长期则会加速腐蚀钢筋，造成混凝土块剥落，严重损害房屋之结构体，缩短房屋之寿命，影响住户之安全。所谓辐射屋，即建筑房屋时所使用之钢筋或其他建材受到辐射污染，这种受到辐射污染之钢筋会产生对人体有害之放射物质

11 数据引自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台湾国民住宅建设（1970年至1989年）[R]，台北：行政院经建会，1989年12月

12 区位优的国宅往往成为人们抢购对象，由于转售时间仅为1年，许多中签的居民将国宅卖掉，大赚一笔。

13 数据引自陈祥铭，一般优惠房贷公平性之影响分析[D]，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学系，2004.07 14 引自台湾内政部营建署网站http://pk.www.gov.tw/

15 引自台湾《苹果日报》2012年8月6日地产版

16 台湾社会住宅推动联盟http://socialhousingtw.blogspot.com/2010/10/blog-post_7547.html

17 “首投族”是对于台湾首次参加选举投票的青年人的称呼

参考文献

[1] 邓卫，我国低收入者住房政策评析[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09（02）：12-27

[2] 邓卫，关于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反思与对策[J]，建筑学报，2001（08）：39-41

[3] 黄瑞茂，合宜住宅：“乐透式国宅”重出江湖[J]，建筑师（台湾），2012（01），80-82

[4] 江尚书，从居住五法看当前住宅问题与社会住宅实践[J]，建筑师，2012（01），88-91

[5] 黄丽玲，社会住宅政策与社会转型的新视野[J]，新社会月刊，2011（2），13-17

[6] 张元端，纪念中国住房制度改革30年[J]，上海房地，2010（04）：4-9

[7] 蔡吉原、陈文久、华昌宜，房价、地价与土地税制改革[M]，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

[8] 建设部课题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9] 台湾台北市都市发展局，台北市国宅统计年报[R]，台北：台北市都市发展局，2004年12月

[10] 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台湾国民住宅建设（1970年至1989年）[R]，台北：行政院经建会，1989年12月

[11] 台湾中兴大学地政系，住宅法令体系之研究[R]，台北：内政部营建署，1995年12月

[12]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学系，住宅问题与住宅政策之研究[R]，台北：内政部营建署，1990年4月

[13] 台湾中华民国住宅学会，台湾居住合宜标准与住宅消费水准之分析研究[R]，台北：内政部建筑研究所，2000年10月

[14] 台湾中华民国住宅学会，最低居住水准订定于实施作业委托专业服务案总结报告[R]，台北：内政部营建署，2008年12月

[15] 台大土木研究所，台湾的住宅政策：“国民住宅计划”之社会学分析[R]，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计划研究室，1988年4月

[16] 台湾中华民国住宅学会，台湾整体住宅政策之研究[R]，台北：内政部营建署，1999年6月

[17] 蔡佩伦，购物负担能力、租屋负担能力与住宅政策[D]，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社会科学院，2011.06

[18] 陈祥铭，一般优惠房贷公平性之影响分析[D]，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地政学系，2004.07

作者简介

万涛，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